论中国文化

花生壳

当前群体问题积重难返，我会用四篇文章提出解决方法，包括作为方法论的《运动论-系统科学哲学》、辨别不同结构群体大众前途命运的《论中国文化》、分析问题发生过程的《论本朝演变》、探讨理想群体模型的《论群体结构》。
现代群体发展速度极快，未来5～10年就是决定世界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而缺乏能够凝聚人心的旗帜和通往未来的道路，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3万字，请尽量看完；如果有错，请尽量批评；如果认可，请尽量推荐。本文有删减，任何人都可以转载引用，无需取得同意。

一

文化与人的思维、人类社会都属于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其内涵与外延有多种可能的结构，不可能也没必要彻底统一。本文指社会遵循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社会规范及其外在表现，如法律法规、文艺作品、人的行为等。必须强调，只有大众普遍遵循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才属于社会规范，否则就只是文艺作品与个人行为。
《运动论-系统科学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特定标准下相同系统普遍制约的随机运动，差异性是系统运动的必然属性，所以相同系统必然持续向不同方向发展，直至成为不同的系统；特定标准下，参与相互制约的系统和系统相互制约的方式越多，系统发展的可能性和系统种类就越多，发展速度就越快。例如万事万物都由相同的质子、中子和电子组成，但原子、分子、材料、部件和宏观物体的差别持续增加，世界越来越复杂多样，由相同的人组成的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同样如此。文化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存在普遍且复杂的制约，必然产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例如各地环境物产不同导致饮食文化不同，历代文艺作品表达形式不同，随机诞生的英雄人物、历史事件、故事传说、表达方式使文化有多种发展方向与路径，必然形成千姿百态、生趣盎然的社会文化。
世界的本质是各系统普遍制约的随机运动，特定系统相对较强的相互制约使系统随机运动只能在一定维度、沿一定轨迹、以一定速度展开，从而使或然性下降而必然性上升，形成我们生活的必然世界。例如天体受万有引力制约，地球与月球的强烈引力限制了二者的运行轨道；人可以自由活动，结婚后受家庭束缚导致去酒吧的概率减小、回家的概率增大。文化看似是个人表达，但它既然受人体结构与社会各领域的制约，就必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运动论认为，人类在资源不足、充满风险的环境中经历数百万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演化，必然形成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高收益、低能耗、低风险（钱多、事少、安全）的延续和改善自身及群体生存的本能，并能综合权衡各项要求，这就是人和社会运动的根本追求。万事万物进行着普遍而持续的竞争，世界的本质是随机运动，所以单次竞争的结果是随机的，但多次竞争的结果遵循统计学规律。不同社会运动在竞争中获胜的概率，就是使人贴近根本追求的概率；根本追求有时间性要求，所以不同时间范围内各种社会运动的获胜概率不同。人与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托肉体的物质运动才能实现，维持肉体生存需要获取收益，因此在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高收益是社会根本追求的首要要求，所以“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数越多占据的时空范围就越大，越容易被经济因素决定，所以“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收益分配就是政治，强制他人接受收益分配依靠军事，而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实力需要较长时间，于是在小的时空范围内政治和军事运动获胜概率可能较高，例如五年计划由政治决定，金国摧毁北宋是军事决定。更小时空范围内，文化和情感获胜概率可能较高，例如烽火戏诸侯、二桃杀三士和冲冠一怒为红颜。总之，在大的时空范围内，经济、政治、军事比文化有更大概率决定人能否贴近社会根本追求，必然对后者有更强制约能力。
人与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托肉体的物质运动才能实现，所以特定认识必须有助于认识主体（人或社会组织）生存，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否则必然与认识主体一起灭亡。社会根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生存，能在大的时空范围内使人满足生存要求的认识，必然获得广泛认可，成为普遍遵循的社会规范。例如勤洗手、勤打扫房间可以降低患病概率，使人贴近低风险要求，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比不打扫卫生以减少能耗更有利于生存，于是形成讲卫生这一社会规范。不同社会在不同阶段的运动结构不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规范必然不同，能够使认识主体更好生存的一方获胜概率更高。例如战乱时期人命贱如草，能使人团结起来抵御威胁的宗族集体主义重要性上升，而降低患病风险的讲卫生重要性下降。文化属于人的认识，它必然有助于人与社会组织在大的时空范围内贴近社会根本追求，因此代表了特定社会的最佳行为方式，是大众生存智慧的结晶。在大的时空范围内，社会规范比外在表现有更大概率决定人能否贴近社会根本追求，所以对后者有更强制约能力。
运动论认为，人无法迅速获得对目标系统的全面认识，这就是认识的滞后性。文化属于人的认识，是对社会这一目标系统的反映，所以文化相对社会运动必然有滞后性，在社会快速变化时无法使人贴近社会根本追求，此时遵循传统文化就会显得愚蠢可笑，例如民国时仍然留辫子、怀念封建皇权的遗老遗少。
综上所述，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文化必然有助于人和社会组织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经济、政治和军事对文化有更强制约能力，其权重随环境变化而变化，文化对前者滞后作出反映；社会规范决定文艺作品，这就是文化的客观性。例如古希腊城邦和游牧部落依靠掠夺谋生，所以商人和强盗都是极受尊敬的职业，可以公然宣称“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到处追杀你的敌人，侵略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富，然后听他们妻子儿女的痛哭声”，而政治统一的中国则强调团结互助。又如上古时村庄易被洪水猛兽毁灭，抵御威胁、增强生产力主要依靠增加人口，所以支持自由婚恋，诗经中传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前极端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流行夜合晨离的走婚制；人口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紧张后，增加人口的需求减弱，以血缘关系维护私有财产和阶级特权的需求突显，于是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如古代强调男尊女卑，新中国推行男女平等，所以黄梅戏《双救主》和《女驸马》情节迥异，女状元从配角变成主角。
文艺作品与个人行为有很强随机性，而大的时空范围内文化由自然环境和经济、政治、军事决定，因此文化的兴衰变迁并不取决于创作者，而是多种文艺作品与个人行为持续竞争，由现实社会筛选出最符合自身需要的那一类。例如孔子生前从未成为社会主流，死后三百多年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因为文化具备客观性，所以分析文化必须超越文化自身，从自然环境和经济、政治、军事的相互制约入手才能真正理解文化，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停留在用文化解释文化、用精神理解精神的层次，只能作些细枝末节的功夫。正所谓“上德不（谈论）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停止谈论）德，是以无德”，文化同样如此。
文化对经济、政治、军事的制约能力虽弱但不可忽视。运动论认为，系统运动的必然性来自要素间较强的相互制约。在大的时空范围内，社会各要素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的相互制约较强，所以这些领域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概率最高，文化领域的相互制约较弱、决定概率较小。经济、政治、军事结构崩溃后，社会进入选择发展前途的分叉点，各要素的相互制约大幅削弱，导致社会运动的必然性下降、或然性提高，极易受随机事件的影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正因为文化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概率较为弱小，所以此时各要素在文化领域的相互制约大概率仍然存在，使社会运动在该领域仍然有较强的必然性，沿着原有路线发展，这是认识运动滞后性的体现。社会是普遍联系着的有机整体，所以文化领域的运动趋势必然制约着其他领域的发展方向，使得对随机事件高度敏感的社会大概率向符合文化运动趋势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文化制约社会运动的基本途径之一。例如清政府被推翻后，在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等广泛反对封建统治的背景下，封建残余思想导致两次皇权复辟。基本途径之二是文化与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等形成合力，制约各要素的随机运动，例如不同文化的社会大概率建筑样式不同。
二

当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正确认识社会。但社会是不可拆分、多因多果、不能重复试验、无法控制变量、充满突然和随机变化的混沌黑箱，同一现象可以有多种原因，同一目标可以有多种路径，人类不可能清晰、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变化原因和方向，个人尤其难以有正确认识。另一方面，社会又是众多要素相互制约形成的自组织系统，有多种潜在结构和发展路径，利益集团努力将社会导向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线，为此经常捏造事实、编织谎言、选择性无视问题和施舍鱼饵。二者结合，使人们在决定社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往往看不清多种选择的最终结果，只能被裹挟前行。
天无绝人之路。在大的时空范围内，经济、政治、军事大概率决定人能否贴近社会根本追求，因此对文化有较强制约能力，使其必然呈现出各项社会运动对人的制约，也就是“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以文化是社会这一混沌黑箱的最终输出。社会各要素在文化领域的相互制约较弱，因此难以人为控制，例如央行改变存贷款利率能就改变经济走势，但30年的新文化运动也没能消灭封建残余思想，所以文化是社会运行最真实的结果反馈。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文化必然有助于人和社会组织贴近社会根本追求，因此是人们在漫长时光中形成的最佳行为方式，是集中反映社会核心特点的生存智慧。只要观察特定结构社会的文化特性，就能够准确判断这一社会结构下大众的真实地位与前途命运，从而明确理想选择。
社会文化多种多样，同样能够迷惑人心，要寻找特定社会的文化特性，必须找到大众普遍遵循的社会规范的相似点。运动论认为，构成要素和所处环境相同或相似的系统，受要素相互制约方式的可能范围与环境优胜劣汰机制的制约，其结构功能、存在方式、演化过程必然在一定精度下相似。社会规范的相似点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寻找，空间维度代表了当前社会文化发展趋势，时间维度代表了文明的基本特性。文明是社会持续发展变迁形成的轨迹与现状，特定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成要素、自然和人文环境和即不同又相似，所以不同时期的社会规范必然即不同又相似。不同时期诸多社会规范最相似的部分，必然与文明结构最为契合，最能使人贴近社会根本追求，对社会运动有最广泛的文化约束力，最能代表文明的基本特性。文明的基本规范和当前文化发展趋势结合，就能判断社会的文化特性。
必须再次强调，大众普遍遵循的才是社会规范，否则就只是文艺作品与个人行为，例如古希腊社会主流是沉迷征战杀戮、声色犬马的奥林匹斯多神教，哲学在当时极其小众，因此不能代表古希腊文化。知识分子往往骄横自大，将思想史视同为社会文化，这是极其错误的。
三

运动必然是相对的，脱离参照物就难以识别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只有与其他文明做比较，才能确认中华文明的独有特点。而且中国文化与其他社会差异巨大，理解世界普遍情况，更有利于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其它古代文明集中于西欧-南欧-北非-中东/东欧-中亚-南亚文明带，该区域长8000千米，宽2000～3000千米，包含各种地形地貌与气候带。西欧北部到地中海东岸、伊朗高原到新疆北部、新疆北部到中原均约3000千米，地中海东岸到伊朗高原约1500千米。



欧亚非大陆地形图，颜色越深表示海拔高度越大



欧亚非大陆人口分布，颜色越深表示人口密度越高，注意古代因为气候变化、开发程度而有所不同，尤其是中欧人口比现在少得多

文明带内各地区联系十分紧密，东亚战败的游牧族群西进中亚，以及中亚（含东欧边缘）本地战乱或天灾时，失败者就会南下入侵印度和伊朗，依次推动之前战败迁移的族群继续搬迁，在数百年间波及整个文明带，例如起源于中亚的雅利安人和起源于东亚的匈人最终抵达欧洲。族群迁移必然伴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例如匈人摧毁了阿兰国和东哥特王国，被驱逐的西哥特人又摧毁了罗马帝国，将西南欧的汪达尔人驱逐到北非。除大迁徙外，各地区不断有族群和国家兴起，弱小的只能抢劫邻居，如北欧维京海盗和北非巴巴里海盗，强大的则摧毁周边国家建立新的霸权，如波斯、罗马和奥斯曼帝国。族群迁徙的浪潮能波及整个文明带，根源于人口聚居区和草原连续分布，没有大范围无人区阻隔，反而有河流与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协助通行，便于族群迁徙。更重要的是，先期抵达的族群不够强大，无法抵御后续侵略。
连续分布的人口密集区和相对便利的区域内交通造成多种影响：第一，文明带内的每个国家或族群都有多个方向的众多邻居，远方随时可能有强大的族群突然进攻，于是随时有覆亡的危险，只有最强大的帝国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其他人只能随波逐流；第二，由于邻居众多，大量海洋河流使运输成本较低，所以军事掠夺的收益较高，而且越是强大的、能够生存下来的部落和族群，越能够通过掠夺获取财富、降低风险，不尽力发展军事力量的族群和部落则必然被淘汰，也就是“邻居屯粮我屯枪，邻居就是我粮仓”；第三，区内包含各种地形地貌和气候带，各地物产差异很大，所以商业贸易发达。
巨大的军事威胁和掠夺收益，迫使各族群向战斗力最强的方向发展，但始终未能建成大一统国家，其原因多种多样：第一，各国古代实际人口大都只有几万到几百万，加之地域面积较小，所以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少数贵族和包税人就能有效治理；第二，持续迁徙使族群成分混杂，分封各部落首领自行管理是最简单的方式，中国实现大一统后也会设立羁縻州、土司以管理偏远民族地区；第三，分封制下贵族武装就是地区管理者，可以直接征税供养自身，而大一统政府需要建立庞大的文官系统以征集调运物资，损耗远大于前者；第四，各国人口密集区相邻，每个国家都在多个方向时刻面对外部威胁，分封制才能确保武装力量及时反应、全力作战；第五，人口密集区相邻使国家可以不断扩张，不存在受土地限制被迫从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转向任期制和谷禄制的问题，所以没有足够官员以建立大型政府，英国称霸全球后才于1853年借鉴中国科举制创建文官制度。分封制和包税人制必然形成多权力中心的社会结构，各权力中心必然相互对抗以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例如同一文明的各个城邦、同一国家的各个贵族相互征战掠夺财富。
在上述自然环境和经济、政治、军事领域制约下，文化领域必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波及整个西欧-南亚文明带的族群迁徙和频繁的战争，使社会无法维持数百年的稳定传承，兴衰起伏难以由自身掌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运气等不可控因素，大概率使社会发生习得性无助，成为将希望寄托于自身之外的宗教社会。人和社会的根本追求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高收益、低能耗、低风险的延续和改善自身及群体生存，如果长期无法抵御外部威胁、获得高收益，就必然在低能耗、低风险要求作用下放弃抵抗，例如多次在笼内被电击过的狗即便开门也不会逃跑，只会主动倒地呻吟颤抖，这就是习得性无助。社会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多次抗争无果后，个人和机构大都会接受无奈的现实，所以中老年人的反抗精神远不如青年，这是不公正的社会能够低成本维持统治秩序的基础。宗教社会必然意味着不幸，罗素说“当地上幸福终于再临的时候，渴望来世的殷切才逐渐地减弱了”，这话反过来理解，就是宗教盛行的社会必然远离幸福。真正幸福的社会不会盛行宗教，欧美近百年来的宗教衰落、中国90年代开始邪教盛行便是证明。
第二，军事掠夺不仅能获得高收益，还能摧毁潜在威胁实现低风险，于是成为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必然形成崇拜武力和掠夺的风俗；第三，频繁的征战和迁徙破坏了长期交易，不可能出现中国农村搬迁上百年都被视为外来户的现象，短期交易下各方必然追求单次交易获利最大化，认为“胜利者不受谴责”，这与崇拜掠夺共同促成贪得无厌、背信弃义、坑蒙拐骗、强取豪夺的风俗，所以“畏威而不怀德，有小礼而无大义”；第四，为了降低自身能耗和风险，必然追求通过威慑迫使对手服从，因此交易方需要展示力量，从而形成耀武扬威、招摇过市、咄咄逼人、大言不惭的风俗；第五，频繁遭遇征战掠夺的弱势国家和个人，为了生存必然极尽卑微、媚上欺下，同时社会兴衰与个人起伏难以由自身掌握，必然产生只顾当下、放纵享乐的风俗，于是“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
相似的社会结构必然有相似的文化，只要观察相似结构社群的文化是否如此，就能验证前述观点是否正确。西欧-南亚文明带的结构特点包括：没有绝对优势方，多方持续博弈；流动性高、单次交易居多；秩序混乱、冲突频繁；掠夺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社群规模有限、管理简单；成员结构复杂。地痞流氓与黑社会正符合以上特点，并且有同样的社群文化，外在表现为拜关公、纹身、大金链等，而且社群文化随治安管理严格与否、人员流动性强弱和成员复杂度高低（例如居民区与火车站）、非法所得多少（例如收保护费与贩毒）而显著改变。土匪、偷采矿、淘金、盗猎、海员、建筑路桥等领域同样如此，持续混战地区的文化也向这一方向发展。
西欧-南亚文明带的民族大迁徙在9～15世纪逐渐停止，但15世纪末大航海运动启动了殖民时代，欧洲人一边相互征战一边疯狂掠夺各殖民地，同时进行大规模海外移民，其它地区相应陷入持续混战和被宰割状态。战乱和移民集中的时空范围，必然呈现上述社会结构特点，也就必然延续同样的社会文化。
11世纪欧洲工商业兴起，17～19世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进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运动论认为，欧洲封建社会以暴力作为核心追求，所以掌握暴力的贵族骑士主导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财富作为核心追求，只有掌握更多财富的一方才能掌握社会主导权，在激烈的竞争中活下去。同等情况下，规模越小、市场占有率越低、竞争手段越温和、员工收益占比越高的资本破产概率越高。为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资本必须持续增殖，不断投资收益率更高的领域，并摧毁和吞噬其他资本，这就决定了资本的竞争必然十分激烈而且永不停息。技术越发达、交通越便利、生产越进步，资本的竞争就越激烈。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国王加税，所以革命胜利后资本选择了职权范围极其有限的小政府，不准它参与最重要的经济事务；为方便大资本用非法手段赢得竞争，也不允许严格管理社会治安；采取三权分立结构，通过选举操纵立法，用立法和司法限制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和行动能力，使政府无法充当维护秩序的绝对优势方。资本持续激烈厮杀，即便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完全统一，例如德国在一战前有九大银行，美国在二战时有十大财团，美国1950～2009年间28853家上市公司中，每10.5年就有一半因为被并购或破产清算而消失。公司员工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以获得更高职位、奖金和股权。为在更短时间内获得更多收益，资本主体必然持续向金融领域转移，而股市、期货、债券、外汇、黄金市场的竞争比实体产业更加激烈，并且大都是一方获利就是另一方损失的零和博弈。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可以维护秩序的绝对优势方，各方持续进行着激烈的博弈。
17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工商业快速发展，于是城市随之兴起，几千几万人口的小城镇汇聚成为数十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19世纪铁路快速发展，使人员和物资运输速度与规模极大提高；南北美洲持续吸纳大批移民；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公司旋生旋灭，职员频繁更替，职业经理人兴起使员工只需要考虑短期利益，无需在意公司长期发展……这一切使人口流动性极大提高，短期交易倾向比之前的时代更强烈，而社会不存在可以维护秩序的绝对优势方，必然导致秩序混乱、冲突频繁。资本摧毁的对手越多，市场占有率就越高，成为垄断企业后可以获得远超平均利润率的高回报，因此有极强的竞争动力。
资本主义社会继承了封建社会的结构特点，就必然延续同样的社会文化：激烈的竞争和不受个人努力控制的结果，必然导致习得性无助，于是宗教、邪教、迷信与毒品盛行；短期交易盛行必然追求单次交易获利最大化，而且垄断和金融炒作的高收益，以及普遍存在的零和博弈，必然导致对投机、奸诈和掠夺的崇拜；为了在激烈竞争和短期交易中取得优势，必然追求个人的强势形象；巨大的压力大概率使人产生只顾当下、放纵享乐、报复施虐等心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使欧美政府权力极大扩张，二战后在内外威胁压迫下转向强调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的福利社会，起到了加强政府权威、抑制无序竞争、改善法律公正、减少社会混乱的作用；同时经济全球化和虚拟资本主义持续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对外转移。社会结构改变必然导致文化改变，但只要仍然以财富作为社会核心追求，结构改变就是有限的，所以文化改变也是有限的。
总之，中国之外其它社会的结构相似点包括：持续进行激烈而残酷的竞争，无力维护严格的社会秩序，个人和社会无法掌握自身命运；人员和社会持续快速流动变化，短期交易占主导地位；秩序混乱使竞争手段较少受限制，而胜利者可以获得高额回报，于是掠夺成为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的最佳手段。社会文化的相似点包括：习得性无助导致的宗教社会；秩序混乱导致的崇拜武力和掠夺；短期交易导致的贪得无厌、背信弃义、坑蒙拐骗和强取豪夺习俗，追求个人强势形象；巨大压力导致的只顾当下、放纵享乐、报复施虐心理。所有这些社会结构的起始点，都是弱者无力抵御外部威胁，无法建立稳定的生存环境，只能奋力厮杀相互掠夺，以获得收益并降低风险；所有这些社会文化的最终指向，都是帮助人依附于现实或虚幻的强者，从外界而非自身寻找精神寄托，宣泄而非消化精神压力，不择手段的在竞争中取胜，更好地实现相互掠夺以延续和改善生存。这类文化只会在弱小的文明中诞生，以相互掠夺作为社会与文化的核心，可称之为弱者型或掠夺型文化，所属的文明就是弱者型或掠夺型文明。
四

文化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刚性领域决定，讨论文化必须先了解社会环境。中国位于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分隔出的东亚大陆，核心区东方是大海，南方是亚热带群山密林，西方是高原与荒漠戈壁，北方隔群山与干旱的游牧区相连，距离其它文明超过5000千米。社会根本追求的首要要求是高收益，自然环境限制了不同生产方式的收益，也就限制了社会生产的可能范围。核心区年降水量400～2000毫米，气温-15～40℃，全年光照充沛、四季分明、雨热同期，自然以收益最高的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已经是有成熟历法的发达农业文明，2000年前的秦朝就占据了东亚适宜农耕的地区。



中国主要山脉与河流

核心区边缘被大山大河分隔出河北、山西、陕西、江东等易守难攻的地区，使地方政权便于发展壮大，进而逐鹿中原。中原就是华北平原，这里富饶辽阔人口密集，谁能掌握中原谁就能获得巨大的力量，从而摧毁其它地方政权统一全国，这就是中国建立统一政权的必然性。北方游牧区年降水量低于400毫米，草场对牲畜的承载能力有限，各部落只能分散游荡放牧，“逐草随畜，射猎为生”，每个部落都受到其他部落和狼群的威胁。抵御威胁和驯服牲畜需要暴力，因此暴力是游牧区社会生产的主要手段，天然实现全民皆兵，可以迅速集结强大力量，遭遇天灾或占据优势时就会南下进攻核心区。由于敌人力量强大，中国为满足社会根本追求的低风险要求，必须建立统一政权才能遏制敌人进攻，否则便会出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危险情况；横贯中原的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必须建立统一政权才能实施有效治理；也只有建立统一政权，才能避免春秋战国、五代十国等长期战乱的情况，使社会得以安稳发展，这就是建立统一政权的必要性。秦始皇吞并六国，开创了政权高度统一的先河，为后人指明了努力方向和正统标准，使中国长期保持统一。
统一政权有多种组织方式，社会根本追求在不同环境中引导人按照不同方式合作，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核心追求，形成既相似又不同的社会结构。以狩猎和采摘为主要生产方式时，由于人的活动范围和土地单位面积产出都很有限，因此部落间的战斗规模较小，个体暴力就能决定战争胜负，必然以此作为社会核心追求，筛选出强大的战士。进入农业时代后，土地亩产大幅增加使人口暴涨，部落间的战斗规模达到近千人，此时强大组织能力形成的集体暴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组织能力体现为公共事物权力，它来自解决问题、提高部落生存能力从而获得其他人的自愿服从，于是能够产生集体暴力的公权力成为社会核心追求。
以公权力为社会核心追求时，为提高部落生存能力必然选择优秀人才当官，于是“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另一方面，社会根本追求要延续和改善自身及群体生存，与自身关系越密切的群体优先度越高，因此掌握公权力的执政者必然追求将部落授予的权力私有化，以优先保障自己家族生存，这就导致社会陷入反向发展，最终诞生血缘继承的夏朝及封建贵族，每个贵族都能获得私有封地和相应权力。私人封地之外，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官员职位被贵族家庭垄断，但职位并不固定，收入则来自封地产出，这就是世卿世禄制。上古生产力不发达、耕地效率低下，人们只能以村社为单位集体劳作，于是实行井田制；春秋时期牛耕普及使家庭可以单独耕作，摧毁了井田制的基础。春秋后期因为缺乏可以分封的土地，以及遏制大臣独立倾向的需要，转向不给封地、以谷物作为俸禄的谷禄制。牛耕和谷禄制摧毁了封建制度的基础，秦国商鞅变法改井田制为土地私有制，改世卿世禄制为军功爵制，改封建制为郡县制，编户齐民以征收赋税，建立非世袭官员竞争上岗的新型政府。由于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竞争能力，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模式。
非世袭官员的数量不受贵族数量限制，政府有足够人力管理社会各个方面；为了最大限度掌握和动员社会资源，以打赢旷日持久的战争，政府必须管理社会各个方面；郡县取代贵族直接管理社会，使政府直接承受社会矛盾、为一切社会事件负最终责任，为避免民众活不下去时造反，政府必须掌握一切社会权力、管理社会各个方面。为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的高收益要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天然倾向地方割据，为确保国家统一、政令畅通从而获得最大力量，中央政府必须建立以自身为唯一顶点的金字塔结构，确保社会资源、军事力量和思想文化的高度统一，这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大一统。
虽然祭祀、占卜等仪式在官方和民间长期普遍存在，但中国始终是世俗社会，其关键点不在于人们是否信仰神灵宗教，而在于宗教组织是否掌握独立于政府的公权力。大一统结构下，宗教组织要么服从政府，要么与农民起义军等反政府组织结合，如太平道与黄巾军、白莲教与红巾军等，而不可能独立掌握公权力。妨碍政府工作的宗教组织必然被打击，例如三武一宗灭佛。
五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社会规范，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社会规范，必须在数千年间得到全国各地的普遍遵循，而不仅仅存在于局部时空；必须被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全社会广泛遵循，而不仅仅存在于少数文人之间；必须融入社会生产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官方或口头承认。真正的社会规范无需名称，只要讲清内涵，古往今来的中国人便会发现，这就是自己的生活态度。
第一、实用思想。中国的实用思想与西方哲学无关，而是不重宣传标榜、不信宗教洗脑、不服神仙皇帝，只看实际效果与表现的生活态度，突出表现为世俗社会。例如人们将神灵视为交易对象，根据自身需要供奉烧香并要求得到相应回报，不灵验就弃如敝履。即便是最封闭落后地区的老农民，也绝不轻易盲从外来专家方案，但只要看到实际效果好就会改弦更张。
中国人之所以秉持实用思想，根源于有能力控制各种威胁、追求美好生活。自然环境方面，中国核心区的地质和气象条件稳定，大范围极端自然灾害较少，黄河改道等洪涝灾害可以人为遏制；人文环境方面，中国长期统一并对周边敌人保持总体力量优势，稳定控制着东亚最适宜生存的区域，使社会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降低了习得性无助的发生概率。总体稳定中必然包含局部动荡，核心区寒暑交替、旱涝灾害频繁，北方游牧部落频繁南侵，人很容易因为饥寒战乱等灾害而死亡，迫使社会高度重视风险、能耗和收益的权衡。相对主要依靠尼罗河泛滥进行农业生产的古埃及，中国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必须投入大量劳动，而好的劳动工具与方法可以有效提高粮食产量，于是人们必然高度重视且能够直观比较不同方法的效果。总之，中国核心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既危险又可控，恰好处于人通过努力可以控制的范围，于是劳动及其效能成果成为人们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的核心途径，所以社会对实践结果高度敏感，必然普遍遵循实用思想。
第二、整体意识，即能够从整体而非个体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关注长期风险而非只顾眼前利益。中国所处的环境既危险又可控，迫使人们关注较大时空范围内的危险并做好准备。从空间范围看，古代生产力低下使个人非常容易因各种原因死亡，必须依靠集体才能维持生存，这必然要求个人服从集体，从而形成宗族集体主义和乡土意识；黄河一处决堤波及半个中原，必须通盘治理下游河道；北方游牧部落可以动员十几万军队入侵，中国必须全面动员才能有效防御。从时间范围看，中国所处的北温带冬季漫长，农业收获一年仅有两次，于是人们必须在秋季储备至少半年口粮；核心区平均3、5年必然发生旱涝蝗瘟等灾害，黄河2540年决堤1590次，于是人们必须为随时到来的天灾储备更多粮食；平均十几年游牧部落就会因天灾而南下入侵，农业文明战争动员速度较慢，所以必须长期备战。
中国上古可能存在记录首领行为以评定死后地位待遇的习俗，这也就记录了社会生产过程与结果，形成历代编纂的史书和史官文化，有助于人们从更大的时空范围着手思考社会问题。在实用思想指引下，人们很容易发现社会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必须整体着手解决问题，从而形成很强的整体意识，认为“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整体意识促进了大一统，也就是统一社会组织以集中力量应对威胁；衍生出忧患意识和辩证观念，使人愿意承担高能耗去关注大的时空范围内的潜在问题，发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第三、勤俭节约。中国核心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既危险又可控，劳动是人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的核心手段，自然推崇勤奋劳动。生产力不发达使社会长期处于物资绝对不足的状态，整体意识要求人随时应对大的时空范围的潜在危险，尽可能储存物资以渡过难关，为此需要努力劳动以增加收获、节约开支以增加储备，所以必然要求勤俭节约。
第四、天人合一。秉持实用思想的中国人注重实践结果，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诸多切实有效的方法，进而总结归纳为若干道理。自然环境可以分为天、地两大系统，前者包括气温、降水、光照时长、风力风向等，后者包括避风、防洪、土地肥沃程度等。农业生产受光照、降水、气温等制约，顺应天时才能获得高收益，拔苗助长必然事与愿违；核心区寒暑交替、洪涝地质灾害频繁，光照充足、山水环绕、避开风口洼地才能满足保暖防洪防疫要求，否则容易招灾惹病。顺应天理行动，顺应天时耕作，顺应地理定居，顺应道理生活，这就是《周易》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天人合一。
中国核心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既危险又可控，劳动及其效能成果成为人们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的核心途径，这一根本道理衍生出几方面思想：第一，坚持以自身劳动求生路，于是推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百折不挠、刚健自强的精神，赞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第二，人能通过劳动控制自身命运，所以能够乐观面对困境，以睿智胸怀通达人生，这就是乐天知命；第三，人的劳动决定社会前途命运，于是社会必然以人为本，而轻视效果不佳的巫妖鬼神，推动了世俗社会的形成；第四，掌握公权力的领导集体对社会生产影响巨大，要满足高收益、低风险、低能耗要求必须选贤任能；第五，提高劳动效能必须培养人的劳动能力，所以要求有教无类。
天命授权是上述社会规范的统一。中央政府（包括国君）承担着组织社会生产、抵御外部威胁的最终责任，掌握着选择发展方向、动员社会力量的最终权力，是决定社会兴衰存亡的最终力量，所以人民必然对其能力有最高期望，体现为中央政府是否拥有天命。中国虽然是世俗社会，但无法彻底摆脱神秘主义影响，农业生产严重依赖自然环境，其中地理条件长期稳定，频繁变动的天气是主要影响因素，所以天成为神秘体系的根源，最高统治者自称奉天承运天子，封禅天地宣告自身正统地位。人的劳动是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的核心途径，所以天这一概念中必然包含人，是虚幻的世界意志与现实的人的混合体，于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实用思想影响下，人必然成为天这一概念的主体，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第五、造反有理。中央政府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就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使社会能够贴近根本追求，否则就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被能够更好带领社会活下去的人取代。总结历代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如果中央政府“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使民众愤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商汤就要尊从“天命殛之”；如果中央政府“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周武王就要“惟恭行天之罚”。此时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就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再高贵的血统也敌不过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造反有理的思想来源包括实用思想、整体意识和天命授权，即能带领全社会更好活下去的人才配主导社会。它同时也代表了公正赏罚、惩恶扬善、血亲复仇的公正思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不回去拿兵器直接打），交游（朋友）之仇不同国”，“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亲若被冤枉处死，儿子可以向法官和君主复仇）”。官逼民反之时替天行道、杀官造反，消灭赏罚不公、善恶不分的中央政府，就是最大最好的正义和复仇。
造反与篡位有根本区别。中国是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广土巨族，偶然具备的单项优势不足以完成国家统一，只有孙子兵法所说的“道天地将法（民心、天时、地利、将领、制度和物资）”五者齐备，拥有极强组织动员能力的政权，才能在持续的大规模、高强度战争中获胜。有这样能力的政权不仅能打赢战争，同样能组织好社会生产，带领社会更好的活下去。秦统一六国，依靠推动社会生产的军功爵宅名田制度；汉战胜楚，因为有更强的战略规划与组织动员能力，“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只是诡辩。与之相反，通过政变篡位夺权的政权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反而会引爆各种矛盾、导致更大的混乱，国祚大都不过几十年，因此以革命得国谓之正，以篡逆得国谓之不正。
第六、中和思想，它衍生自与人为善、内敛倾向、天人合一，包括中正平和、恰到好处、和而不同等。中国核心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人们的生产生活区域长期固定不变，而且最核心的中原缺乏水运，陆地运输成本高昂，个人难以保障安全，导致古代绝大多数人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生活，个人行为受宗族的强烈制约，所以社会关系长期稳定，邻居和宗族的交往可以延续上百年。在长期交易中，所有人都能了解其他人的情况，所以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其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于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成为最佳交易策略，最能使人增加收益、降低风险和能耗，例如问路时有礼貌能少走冤枉路。既然双方大概率采取与对方相同的态度，那么坚持与人为善就是最佳选择，所以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自然界中有毒生物和雄性动物大都有夸张的色彩与标志，这是为了低能耗展示实力，从而威慑潜在对手、降低被攻击风险、减少战斗能耗，从而提高自身生存概率。流动性很强、以短期交易为主的社会中，交易方在未来遭到报复的概率较低，必然倾向于单次交易获利最大化，于是更容易发生冲突。为强制对手服从以减少冲突，从而降低自身能耗和风险，交易方同样需要展示力量以实施威慑，所以游牧和渔猎部落的战士会佩戴夸张的装饰品，西方商业社会推崇个性张扬，商人用豪车豪宅彰显自己经济实力。这符合经济学的信号理论，即在信息不对称时，优势方通过特定信号传递自身优势，以和劣势方区分开。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组织能力和生产技术无法通过视觉传递，长期交易为主的环境使各方可以缓慢而可靠的相互了解，不需要快速彰显实力，于是没有张扬好斗的必要。内敛有助于减少冲突，符合与人为善思想的要求，同时还能使人降低能耗，于是成为普遍遵循的社会规范。中国人表达优势信号的途径是面子，其行为本质上是限制对方选择、强制对方服从自身意志。长期交易环境下，交易各方都了解其他人的情况，能获得他人服从就能确凿无疑的表达自身实力，有极高的可信度，因此中国人好面子。
社会根本追求的目标是延续自身及群体生存，中国有能力通过劳动实现这一目标，在实用思想指引下不断寻找方法提高劳动效能。天人合一就是顺应天时地理进行生产生活，必然引导人关注自然界如何才能长期生存。天气过分旱涝冷热都不利于作物生长，“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于是认识到要避免陷入极端状态。农业生产必须符合自然环境和作物生长周期，急功近利往往欲速则不达，画蛇添足大多会弄巧成拙，不急不躁方能善始善终，于是发现治大国若烹小鲜、过犹不及，行事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才能兼顾高收益与低能耗要求。
和而不同包含求同存异、和谐相处。社会必然存在矛盾，妥善处理内外部矛盾才能维持团结，从而集中力量解决问题、消灭威胁，也就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广土巨族，需要不同行业分工协作，手工业提供劳动工具、战士消灭敌人、商人运输盐铁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各地物产环境风俗不同，社会治理需要不同的方式方法，不同行业和不同社会治理方法需要不同性格、特长的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能减少矛盾、高效协作。为人内敛，与人为善，处世和而不同，行事恰到好处，即“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种人最适合中国社会生产要求，被誉为君子。游牧和渔猎社会也需要不同人、不同行业相互配合，但政治不统一导致的相互掠夺使社会成员面临激烈的竞争，偏离最优发展方向的人必然被迅速淘汰，例如手段软的贵族战败被杀。同类社会成员的最优发展方向相同，相互激烈竞争，必然导致同而不和。
第七、保守倾向，体现为低风险偏好、抗拒新事物等。农业生产周期长而稳定，冒险行事难以获得高收益，反而可能导致很大损失；中国奉行实用思想，古代技术发展缓慢，难以诞生有用的新事物，创新冒险不符合高收益、低风险、低能耗要求，于是必然产生保守倾向。保守倾向既然由实用思想产生，就必然在环境改变时随之改变，近现代科技发展速度快、效益高、风险可控，中国自然变得更加开放。
第八、华夷之辩。中国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一统文明，周边则是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分散部落，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决定了各自社会文化存在根本差异。中国核心区获取财富主要依靠自身生产，高昂的陆地运输成本和相近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相互掠夺难以实现高收益、低风险、低能耗，所以征战以土地、人口等生产资料为核心目标，财富只是附带收益。实现大一统后，各地区无法通过战争相互掠夺，而核心区之外的运输成本更高，且除了难以长途运输的牲畜之外物产匮乏，导致对外掠夺的性价比更低，战争只能获得安全利益。受这些条件约束，中国才形成中和思想、厌恶战争等社会规范。
游牧、渔猎部落属于掠夺型文化，必然形成好勇斗狠、招摇过市、贪得无厌、背信弃义的社会规范。漫长历史中，周边部落为获得高收益必然寻机掠夺富裕的中国核心区，中国强大也只能使其暂时胆怯蛰伏或远遁逃离，而不可能彻底放弃，不这么做的部落或首领就会因为违背最优生存路线而被淘汰。这必然使中国形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认为“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所以明确划分中国与蛮夷，认同“戎狄豺狼，不可厌也（不会满足）；诸夏亲昵，不可（抛）弃也”。
划分与识别蛮夷需要一定标准。从现有考古资料看，上古时期中国向边疆分封诸侯，以及战败部落向远方逃难，导致匈奴等周边部落与中国同出一源，无法从部落、宗族最重视的血缘上做区分。先秦时以礼乐服饰的等级体现统治秩序，遵从这套等级制度才能维护社会秩序，所以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狄有君主而不讲礼节，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而讲礼节）”；迁移到边疆的部落受自然环境约束，只能以游牧、渔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社会规范必然持续向蛮夷靠拢，因此先秦时以礼仪作为识别标准。秦汉时中国扩张到东亚农耕区的极限，根据居住区域便可识别部落属性，所以用地缘做为标准。五胡乱华等蛮夷入侵、居住区混杂时期，地缘标准失效，于是血缘标准权重增加。
华夷之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指导人们简单易行的划分敌我、规避风险，从而符合低风险、低能耗要求，这在春秋战国、五代十国等外族入侵时期尤为重要。时至今日，办公室政治一样对人不对事，对事不对人只是理想而非现实。当前华夷之辩仍有重要价值，外贸行业对普遍喜欢耍赖的印度客户收取高额订金，先付全款才能发货，就是一种变型。
第九、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虽然当前已被彻底抛弃，但之前两千年间始终是中国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三纲要求家庭中妻子服从丈夫，宗族里晚辈服从长辈，社会上臣子服从君主。丈夫和长辈要用三纲压制妻子和晚辈的反抗，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必须同时遵守臣子服从君主这一要求，从而压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割据倾向，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宗族长辈大都官位较高，可以以此维护宗法特权，所以才能得到历朝历代推崇。五常的核心是仁，要求统治者爱护百姓、不伤害民力，认为政府行不仁暴政就会丧失天命，以此约束中央政府不得过分压迫地方宗族，从而制约君为臣纲。
成年男性有体力优势，所以相对女性有天然的劳动力和战斗力优势，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顺理成章。但宗族长辈没有天然的体力优势，不可能天然占据主导地位。为了维护三纲的权威，历朝历代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先秦时相信人死有灵，所以西周之前的孝要求善待父母、祭祀祖先，认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因为期望祖先死后也能够享受到后人的祭品，所以延续血脉、保持祭祀极为重要，于是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时的孝只是私德，而且强调“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和“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是与无后并列的不孝行为。确立三纲五常之后，中国才极端强调孝道，并持续走向以二十四孝为代表的愚孝，这正是孔子极端反对的。
六

人类是以智慧作为主要进化方向的种族，为了高收益、低能耗、低风险的延续和改善自身及群体生存，必然不断总结和传承生存智慧，从而形成各种技能学说，其中涉及社会治理的也能反映社会特点。
中国现存最早的学说是王官学，其核心是“中”。周文王《保训》称舜因“求中、得中”而传承帝位，祖先太甲微“假中于河”使“有易服厥罪”，遂“持弗忘”并“传贻子孙”，成汤因此“用受大命”。《论语》里尧传位时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天命在你），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中”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如旗帜、军队、权力、诉讼文书、地点、建筑等，《保训的中即公平公正之理念说-兼论三降之德》认为是公正。
运动论认为，功能指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中表现的性质、能力和功效，系统及其要素承受的来自其它系统和本系统各要素的功能总和就是系统内力，要素逃避承受系统内力的竞争就是反向竞争，要素反向竞争的过程就是系统的反向发展，这必然导致系统趋向衰亡。例如公司及职员必然承受社会组织、供应商、渠道商、客户、其它职员的各种工作要求（即功能），转嫁工作责任的争功委过必然导致公司衰退。遏制反向发展需要使要素的能耗、风险与收益对等，包括多劳多得、赏功罚罪等，这就是公正。社会根本追求的目标是延续和改善生存，违背公正必然导致社会与社会组织衰亡，所以公正是延续和改善社会生存的基础条件，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公正即正义。
上古生产力低下、洪水猛兽众多，中国未能统一核心区，持续面临其它部落的巨大威胁，生存十分艰难。在大的时空范围内，不能维护公正的部落必然发展缓慢，从而被各种天灾人祸所淘汰，要相信古人能够认识到公正对社会生存的重要意义。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建立常备军之前，为凝聚最强战争力量，必然采取全民兵役制，国人（邦国核心区居民）必然有较高政治地位，可以参与国务讨论和国君废立。这类社会结构下，部落首领和国君无法以权力或军队强制民众服从，见风使舵、昏庸无能的政客也无法持续获得民众支持，所以“中”不可能是权力、军队、民众、中庸等解释。先王传承的“中”是且只能是公正，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最广大人民，才能实现最高效发展，才能吸引其他部落投靠，才称得上是“上古竞于道德”。以“中”传国，中国自然不是中央之国，而是公正之国。
西周覆灭后王官学衰败、私学兴起，衍生出诸子百家。
春秋时儒家通过教化提高私德，克制个人欲望以减少社会矛盾，推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推行仁政减轻百姓负担，将百姓看做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要求人遵守礼法以维持社会秩序。人与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托肉体的物质运动才能实现，所以特定认识必须有助于认识主体生存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否则必然与认识主体一起灭亡。上古时期地多人少物产丰富，所以“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春秋战国时人口大幅增加，导致“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这种社会结构的客观变化，是诸子百家抛弃王官学另寻新路的根本原因，也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根本原因，儒家妄图以教化私德对抗社会结构变化，必然以失败告终。
先秦时社会运动速度缓慢，难以诞生新工具、新知识、新制度，所以人们大概率认为世界是往复循环的静态模型，例如五德始终学说，史记也说“（夏商周）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生产力难以提高，无法增加社会总收益的前提下，为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的低风险、低能耗要求，很容易趋向进一步减缓社会运动速度。例如生产力无法同时满足民众生存和贵族享受要求，所以道家黄老一派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即减少享受以保障民众生存，以此减少社会纷争。秉持这一主张，就必然厌恶加速社会运动的行为，认为“五色使人目明，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进而要求放弃这些行为，也就是“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杨朱一派提倡贵己、为我、轻物重生，“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也是通过减少联系来减缓社会运动速度。
运动论认为，系统运动的普遍联系就是普遍制约，即在特定精度下使特定系统运动向特定方向发展，例如社会成员的行为共同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个人命运。不同结构的要素可以具备相同功能，功能相同的要素可以在系统中相互替代，因此在大的时空范围内，系统运动的普遍制约就是普遍竞争，例如智能手机发展使伐木、造纸、印刷、出版、照相机和胶卷等行业衰亡。中国内部存在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竞争，同时与外部游牧、渔猎部落持续竞争，减缓社会发展速度虽然可以一时保持内部稳定，但在大的时空范围内必然导致落后挨打，例如西方在大航海运动和工业革命中获得大发展，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道家的主张虽然比儒家更具可行性，但在大的时空范围内必然失败。
事物的普遍联系就是普遍竞争，必然使人违背低风险、低能耗要求。佛教主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就是想要逃避普遍制约和普遍竞争。例如见到美食而产生喜欢与占有欲，必然加深人与美食的联系，强行压制情绪欲望一样会加深联系，所以“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而是以非法非非法入无余涅槃，也就是切断普遍联系从而实现逍遥自在。系统的联系是相互的，单一系统自身改变无法彻底断绝与其他系统的联系，各系统都减少对外联系，才能逃避因果纠缠导致的普遍竞争，所以佛教追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无念想、无烦恼）而灭度之”，与杨朱一派的核心思想相同，其结果也必然相同。
墨家源于手工业者，其主张的兼爱指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非攻指反对侵略战争；尚贤指崇贤尚能；尚同指服从贤人；天志指服从天意兼爱世人；明鬼是以鬼神之说恐吓君主不要暴政；非命指否认命运存在；非乐指摆脱繁琐浩大的礼乐束缚；节葬指反对厚葬浪费钱财；节用指反对浪费。总之，墨家主张提高社会生产效能，通过劳动而非掠夺获得更多财富，节约并共享社会财富，以此缓和社会矛盾、使大众获得幸福。墨家的记载大多被儒家消灭，但战国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是当时的主流学说。社会根本追求的目标是自身及群体生存，系统运动有层次性，这里的群体同样具备层次性。认识的主体是个人，因为个人生存依赖群体，所以群体才能列入社会根本追求；群体排序的层次就是提高个人生存能力的层次，与个人相互制约较强的家人、近亲、近邻、同事、朋友等较为优先，相互制约较弱的远亲、同乡等排名靠后。墨家的兼爱破坏了群体的层次性，非攻没有考虑到战争可以削弱敌人，长期看掠夺的土地、人口等生产资料可以增强自己，从而贴近高收益和低风险要求。既然核心主张违背了社会根本追求，那就必然失败。
春秋战国时周王室衰微、秩序混乱，各诸侯国必须增强竞争力才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于是法家和兵家兴起：管仲建立国家行政机构、军事动员体系和垄断国有企业；子产铸刑书开创成文法；李悝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淫民（无功而食禄者）之禄以来四方之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吴起废除世卿世禄制；商鞅建立军功爵宅名田制；嬴政、韩非建立大一统体制；桑弘羊经营国企强化中央财力……法家和兵家有效增强了诸侯国力量，摧毁了腐朽的旧制度，极大推动了社会发展，最终促成大一统的秦朝，使中国进入更强大的历史时期。但过犹不及，法家和兵家都强调用严苛的法律约束社会，以打破贵族特权、实现优胜劣汰、整合社会力量。以运动论解释，这是在增加系统的约束功能，必然导致系统及其要素的能耗快速提高，不能公正的提供相应收益就必然导致系统加速衰亡。例如秦朝统一后平民无法通过战争晋升，承担繁重的劳役却无法获得收益，于是迅速丧失战斗力。
西汉在完成大一统并压制匈奴后，增强国家竞争力以抵御外敌的需求下降，维护政权稳定和统治者特权的需求凸显。董仲舒适应变化了的大环境要求，在礼法基础上提出三纲五常，通过授予宗族长辈特权换取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从而成为之后两千年间的官方意识形态。但社会生产的主力是青壮年而非老年，妇女也承担着大量社会生产工作，刻意压制社会主要劳动力的政治地位，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劳动者与受益者分离，使得“所用非所利，所利非所用”，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反向发展。三纲五常使宗亲孝治、封建礼法成为统治基础，后世必然沿着这一路线进一步发展，演变为吃人的儒教。之后的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考据学都抛弃了认识和指导社会治理的任务，没有分析价值。
七

从中国主要社会规范和治世学说的相似点出发，可以总结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进而比较其它文明，辨别不同结构社会的特点。
中华文明经济、政治、军事的相似点包括：有效控制自然灾害的威胁，消灭或驱逐了所有敌对族群，长期稳定占领着视野范围内所有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使集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了高度统一且管辖范围和权力巨大的全能政府，作为绝对优势方抑制内部斗争、维护严格的社会秩序，摧毁贵族统治从全社会选拔人才，使个人能够通过努力掌握命运；占领全部宜居区导致周边部落极其贫困，而严格的内部秩序和高昂的陆地运输成本，使对内对外掠夺难以满足高收益低风险要求，只能以需要长期经营的农业作为主要生产方式；持续的农业生产和严格的社会秩序使人口长期稳定，长期交易占主导地位；长期交易和严格的社会秩序限制了竞争手段，使个人和家族只能向社会规定的方向发展，通过耕读工商获得更多权力和财富；时刻面临严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挑战，个人和社会稍有松懈就会损失巨额财富，直至整个家族和国家被内忧外患摧毁。
中华文明文化的相似点包括：中国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既危险又可控，劳动是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的核心手段，于是诞生了注重劳动实践效果的实用思想；以实践效果最好的系统思维解决问题，诞生了整体意识；高度重视劳动和物资储备，随时准备应对潜在危机，诞生了勤俭节约；顺应自然环境与规律限制进行社会生产，诞生了天人合一；能够通过劳动控制自身命运，所以能乐天知命；能够通过劳动贴近社会根本追求，诞生了刚健自强、以人为本、选贤任能、有教无类；全能政府对社会能否贴近根本追求掌握巨大权力、具有重大影响、承担重大责任，必然要求政府具有极强效能，否则就要另选贤能，诞生了天命授权、造反有理；为了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维护大一统政府，诞生了三纲五常；政府作为绝对优势方维护了社会秩序、抑制了相互掠夺，长期交易和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与人为善、内敛倾向才能获得最大收益，诞生了中和思想；缓慢而稳定的社会发展过程，诞生了保守思想；为识别敌我保卫劳动成果，诞生了华夷之辩。
中国治世学说的相似点包括：在地多人少、物产丰富的上古时期，社会远未达到自然环境允许的发展极限，而面临着其它族群的巨大威胁，为使社会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持续快速发展以抵御威胁、延续生存，诞生了以公正为核心的王官学；到了人口增加导致“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的春秋战国时期，为在总体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延续社会生存，诞生了主张通过教化提高私德、克制个人欲望以减少社会矛盾的儒家，主张克制欲望、延缓社会发展速度的道家，主张提高社会生产效能、共享财富以缓和社会矛盾的墨家；为适应各国相互攻伐的现实，诞生了强化政府职能、弱化贵族世袭、公正奖罚的法家和兵家。西汉压制匈奴后，增强国家竞争力以抵御外敌的需求下降，诞生了以三纲五常维护政权稳定和统治者特权的儒教。
所有这些社会结构的起始点，都是强者通过持续努力能够抵御自然和人类的威胁，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生存环境，使自己成为视野范围内唯一富裕的地区，于是生产劳动成为实现高收益的最佳手段；所有这些社会文化与治世学说的最终指向，都是支持人以自身为主适应环境变化，坚持劳动、改进生产、团结互助以掌握自身命运，从而在大的时空范围内延续和改善生存。这种文化只能在强大的文明中诞生，以社会生产作为社会与文化的核心，所以中国文化是强者型或生产型文化，中华文明是强者型或生产型文明。
虽然生产型文明的起点是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既危险又可控，但这绝不意味着社会特点完全由地理条件决定。如果中国不能长期统一核心区，同样会面临四面皆敌的人文环境，与西欧-南亚文明带没有本质区别。中国多次成功驱逐和消化外来族群，占据了视野范围内所有宜居地区，兴修水利抑制洪涝灾害，才实现了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自主可控。西欧-南亚文明带各族群无法抵御被中国驱逐出东亚的游牧部落，无法消灭或驱逐周边敌人，无法控制所有宜居地区，无法长期保持强大，才是他们无法建成生产型文明的根本原因，这类弱小的族群只能被称为弱者型文明。
运动论认为，提高结构稳定性和提高结构重构能力是系统竞争的两个基本途径，前者可以提高反馈速度或力度，例如打车软件竞争中，优先叫到车或提供更多优惠的大概率获胜；后者可以优化反馈方式，例如水生动物演化出脚蹼以加强游泳能力。中国建立大型跨地域政权，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各系统高效协调运转，于是具备最强结构稳定性；大规模的社会生产产生更多问题，迫使人创造更多生产工具和技术思想，于是具备最强结构重构能力，从而获得最强竞争力、战胜各种天灾人祸，而弱小者只能在苦寒难耐、干旱少雨或瘴疠横行的地区生存。1950～1953年的中国是生产型文明强大本质的最好体现，刚刚建国就同时完成土改、抗美援朝和剿匪三大艰巨任务，并消灭了恶性通胀，独步天下、震古烁今。
只有强大的社会才能建成生产型文明，建成后又会推动社会更加强大，这就是生产型文明的核心优势。劳动是中国贴近社会根本追求的核心手段，而掠夺无法满足高收益、低风险要求，所以勤劳善良；长期总结各方实践结果，必然善于比较不同方法的优劣得失，不断改进获得更好方法，所以聪明智慧；高效的社会生产凝聚出强大的战斗力，能够战胜各种威胁，所以英勇无畏。中国是最擅长生产的生产型文明，所以能独立创造辉煌灿烂的文明；因为璀璨且强大，所以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控制视野范围内所有宜居地区；因为控制广大宜居地区，所以能发展出巨大的规模，使时代发展取决于自身变化。
中国作为生产型文明，因为武力强大而无法被军事征服，因为文明特性而无法被文化征服，所以从上古延续至今。秦汉建立大一统国家后，中国三次被蛮夷入侵。第一次是东汉魏晋时招募的部落建功内附（归附中央）或被强制迁移，经历汉末、三国、八王之乱的长期混战后造反，此时曹魏-西晋已经建国百年。第二次是唐朝招募的契丹部内附，经历唐末农民起义和藩镇混战后造反，五代十国时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使辽、金、蒙古获得当地手工业和组织动员能力，摧毁南北宋时二者都已经建国150余年。第三次清太祖家族从明初开始就是明朝边军，造反时明朝已经建国250余年。三次入侵的相似点，首先是蛮夷在初期获得中国扶持，在组织动员能力和装备方面接近中国；其次是中国朝代建立百年以上，长期反向发展和内战导致虚弱无力，所以击败中国的是自身而非蛮夷。
中国建立了最先进、最强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创造了远超蛮夷想象的美好生活，即便一时被外族占领，统治者为获得高收益也必须用中国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所以必然被同化，否则就会被迅速驱逐。古埃及农业依赖尼罗河定期泛滥，文明范围局限于尼罗河两岸，社会生产组织较为简单，征服者用自己的方式就可以完成。掠夺型文明的立身之本是战争能力，胜利者必然高度自信，而失败者毫无反抗能力，所以容易被文化征服。中国近代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根源于工业革命推动欧美国家社会生产力飞跃式发展，使中华文明在作为立身之本的生产能力上大幅落后，于是根基不稳、地动山摇，进而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和逆向民族主义，直到201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后才渐恢复自信。
自我怀疑时期，顾准称中国史官文化以当世政治权威为主要对象，杜绝了无关礼法的一切学问，推崇西方神官文化追求绝对理性。实际上，神官文化集中体现了社会习得性无助的弱小可怜，就是人的努力无法抵御外部威胁，所以探讨“（我如何依附）永恒不变的存在（以逃避被毁灭的命运）”，外在表现第一是毁灭或审判的世界观，例如北欧的诸神黄昏、希腊的神王内战、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印度的劫，这就是被自然环境和外部敌人轮番摧毁的文明记忆；第二是宗教社会以及追求自然、神灵的哲学与神学，这就是文明追求依附的永恒存在。
生产型文明的基础是人的努力能够抵御外部威胁，所以探讨劳动如何实现最佳效果，即“（我认为）世界应有的样子”，例如诸子百家。在持续的大规模、高强度战争中，得国正的政府证明自己有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有这一能力的政权同样能组织好社会生产，带领社会更好的活下去，所以社会必须遵循政府的道理思考，就是“以法为教”；按照政府的方法进行社会生产，就是“以吏为师”；史书就是工作档案，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历朝历代坚持修史；科技发展缓慢时，维护生产生活秩序最能使全社会贴近根本追求，所以重视伦理道德。
八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生产型文明因为统一强大的社会秩序而强大，也必然因此陷入反向发展并趋向衰亡。与通过劳动创造和分配财富、抵御内外部威胁、维持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生产相反，社会反向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即在一定时间内付出高能耗、承受高风险的劳动者不能获得相应收益，而获得收益者不承担相应劳动，于是劳动者因为无法延续和改善自身及群体生存而衰亡，导致生产被破坏、社会趋向衰亡，鞭打快牛、逆向淘汰、尸位素餐、任人唯亲、卖官鬻爵都是其外在表现。中国既有短期的单一朝代持续几百年的反向发展，又有长期的整个文明持续数千年的反向发展，在持续数千年的兴衰循环中逐渐丧失活力，才有了近代的悲惨遭遇。
得国正的朝代建国后进入上升周期。建国前持续的大规模、高强度战争导致地多人少田地荒芜，政府为扩大税基而组织开荒授田，使社会生产力发展、民众生活改善。春秋时建立了盐铁行业专营国企，战国时成立了主管国企和皇室物资供应的少府（清朝称内务府），历代延续了类似机构，对加强政府财力、满足战争需求起到了巨大作用。高强度战争会迅速淘汰无能的个人和社会组织，形成相对公正的规则，于是建国初政治相对清明。战争锤炼出的百战精兵有极强战斗力，统一核心区后还能远征漠北和西域，从根本上削弱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由于自耕农多而佃农少、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各领域上升通道开放，使社会与个人的努力可以有效改善生存条件，于是焕发出勃勃生机，生产型文化体现得格外强烈。本朝实施土地改革，大力发展国有和集体企业，打赢抗美援朝战争并清剿百万土匪，清理贪污腐败和反动分子，与历朝历代如出一辙。
生产型文明以公权力作为社会核心追求，大一统结构下公权力全部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为满足高收益、低能耗要求必然以公权谋取私利，负责反腐的官员为谋求高收益必然同流合污，所以在大的时空范围内，大一统结构绝不可能遏制以权谋私，也就无法组织反向发展。随着反向发展的扩大与深化，社会逐渐从上升周期转入下降周期。
官吏为垄断公权力而推动政府职位世袭化，包括垄断和出售地方举荐名额、吏员世袭制等。为夺取他人田地房产而伪造地契借条，或将官府徭役分配给谋夺对象，使其不堪重负而举债破产。为保护自己的亲朋打手而破坏刑罚，包庇凶手指鹿为马。为获得钱财而贪污仓库物资，再用火龙烧仓、阴兵借粮做掩饰；或收取几倍于正税的火耗杂赋，编制几套账簿做掩饰；或直接抢夺压价强买强卖。推行贵族、官员和举人免税，将国家税负转嫁给无权无势的穷人，在其破产后吞并田地或接收投献。于是越是奉公守法、纳税服役、与人为善的平民百姓越容易破产成为佃户盲流，越是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杀人不眨眼的官吏世家越容易成为有免税特权的大地主，于是国家税基持续减少，财政日益困难。与此同时，组织动员能力因普遍的贪污腐败而持续下降，政府完成同样工作需要的经费不断膨胀。为改善财政而实施的改革，大都因官僚地主的抵制无疾而终，例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遭遇天灾人祸时，无人救灾只顾发国难财。农民、军户普遍破产使兵役制无以为继，加之吃空饷、喝兵血、卖军械使军队战斗力持续下降，无法抵御内外部威胁导致改朝换代。本朝子女接班和萝卜坑招聘，官倒、国企私有化和权贵资本发展，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资税，三角债和地方债务危机，贪污腐败与司法不公，改革进入深水区等，与历朝历代一脉相承。
多个朝代的历史证明，政府直接组织社会生产、改进生产生活秩序、维持各领域优胜劣汰，是公权力社会正向发展的基本特征；官员以权谋私、权贵资本持续增殖、无权势的平民破产衰亡、财富作为社会核心追求的地位上升，是公权力社会反向发展的基本特征。大一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静态特征，这种社会从正向发展向反向发展转移的基本路径，则是社会结构的动态特征。高度相似的静态和动态社会结构特征，才能证明我国社会结构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外来影响因为贴合我国传统才发挥出巨大作用。
单一朝代崩溃后，地主家族、各级官吏、史书档案、民俗故事等不可能全部崩溃，必然有部分传承下去，于是后人对社会发展过程和趋势愈发了解，更清楚在下降周期如何才能延续自身生存。同时随着人对自然的持续改造，社会越来越逼近自然环境容许的发展极限，例如可开垦荒地减少和人口增加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使得同等劳动能够获得的收益持续下降，对延续和改善生存的作用不断弱化，也就是边际收益下降。生产型文化存在的基础，是团结协作的生产劳动能够抵内外部威胁，是实现高收益、低风险、低能耗的最佳手段；边际收益下降导致劳动无法使人贴近社会根本追求时，生产型文化自然逐步衰败，相互掠夺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中华文明持续数千年的反向发展。
大一统社会以公权力为核心追求，反向发展必然以权力垄断为主线。先秦时采用世官制，即特定家族成员世代为官，但官职不确定，同时也从社会底层选贤任能，士人可以在多个国家中选择。汉代实行察举制，由地方官员向中央举荐人才，官吏贪污受贿导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最终发展到高干子弟直接担任高官，例如家族四代出了五个三公（正国级）的袁绍，20岁时任濮阳县长。秦汉设乡、县、郡三老负责教化和监督地方政府，要求“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于是大都由退休官员出任，官官相护之下便于吞并他人家产田地，发展为拥有大量土地奴仆的豪强地主。为垄断权力，豪强在曹丕篡汉时推行九品中正制，由本郡在中央的高官确定本乡人才及官员乡品，以确定官职大小升迁，高官党同伐异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到东晋时形成门阀世家。长期战乱削弱门阀后，隋唐实行科举制加强人才选拔，到宋代还只有进士免税，且只能从基层官员做起；明代秀才就给予免税特权，进士则实现了贵族化，直接出任正七品县令，并且“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对国家治理的追求被垄断权力取代，导致官职设置与选拔持续劣化。汉代宰相、御史中丞、大将军、三公、枢密使等官职名实相副，皇帝用内廷宦官制约外朝官员，不占用外朝官的职位，文武官员、勋贵外戚等多个集团共同竞争宰相职位。宋代为了压制武将、维护皇权，仅有两名武将出任过执掌军机的枢密使，这必然削弱国防能力。实践出真知，战国时就清楚“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唐代规定未出任太守、县令者不得担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等要职，南宋时“不任守臣不为郎，非任县令不除监察御史”。明代以大小相制取代国家治理作为官职设置的核心目标，以三途并举（文官入仕途径）制衡科举，以科道官（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制衡行政官，以翰林院和内阁制衡六部，推动国家治理被权力平衡取代；作为政府核心的内阁成员大都为翰林词苑出身，没有地方任职经历，而地方官员无法进入中枢，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大幅下降。
为了维护皇权和文官主导权，军队与军人的地位持续下降。上古认为“国之大事，在戎在祀”，“赳赳武夫，国之干城”；军人执掌国家政权，并且不分文武官员，例如晋国三军的正副将领就是国之六卿，汉代大将军与宰相共同辅政。外部威胁削弱后，有能力推翻皇权的军队成为心腹大患，被文官持续削弱：首先是权力转移，例如宋代由文官任枢密使，明代由文官领军；其次是能力削弱，如北宋更戍法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明代军户制使军官世袭化、军人奴隶化；再次是地位下降，汉代士兵由皇帝接见赐宴，唐代文人就敢称“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宋代在士兵脸上刺字以防逃跑，明代名将戚继光给内阁首辅张居正写信要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蓟辽督师袁崇焕杀害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反而得到嘉奖。于是在战争表现上，两汉时能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长城修筑于燕山以北的草原上用于主动进攻，宋代却始终无法统一核心区，元代首次被外族统治，明代长城修筑于燕山只能被动挨打，清代再次被外族统治。
反向发展导致社会思潮从国家治理转向个人愉悦。春秋战国时高强度的优胜劣汰，迫使诸子百家探讨国家治理与生产力发展方略；为了统一思想，秦朝焚毁六国史书与百家书籍独尊法家，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中，公羊学派主张限制王权、华夷之辩和强调复仇，谷梁学派主张服从王权、仁德之治和为亲属隐瞒罪行，后者更有利于权贵地主统治，于是成为后世主流。门阀世家垄断了社会权力和财富，于是抛弃解决社会总体问题的责任，转而追求精神愉悦，诞生了崇尚清谈、鄙视实干的魏晋玄学。唐宋时印度传入的佛教与儒家伦理道德结合，诞生了关注个人情感认识的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使“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只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嘲讽农民起义军“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明末黄宗羲因为家国变乱而思考社会治理，但清代文人受文字狱打击，只能钻入故纸堆搞考据学。不顾家国实事、空谈道德思辨，致使“孔子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未见行”。
在决定持续发展能力的科技工程领域，秦代建立物勒工名制度，能量产标准化零部件，创造了秦驰道、都江堰、兵马俑等奇观，唐代完成四大发明，宋代发明船坞，海运可跨越东海直抵日本；明代废弃海运只能通过漕运供粮，火枪火炮靠打捞欧洲沉船和越南进贡，兵器质量极端低劣。中科院总结88项古代重要发明创造，宋代之后仅有8项。
社会风气方面，先秦时士人有风骨忠于职守，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为知己者死；齐国崔杼杀君主，四任太史宁死也不掩饰；齐国晏子能用二桃杀三士，建立在士人重义轻生的基础之上；廉颇、蔺相如能成就将相和，是两人不以个人脸面妨碍国事。多个国家并存使国家与士人在就业上双向选择，国君为谋发展而礼贤下士，双方对等相处不受愚忠限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社会推崇实质正义的血亲复仇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要求“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家庭中夫妻地位平等，双方婚姻自由，汉乐府诗称“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秦汉时优良传统与强盛国力结合，气吞万里如虎。魏晋后风气暴虐谄媚，宋明儒生称“（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反对血亲复仇，将女性作为玩物。明清时推崇“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的愚忠愚孝，高官认太监为干爹，大儒因“水太凉”拒绝跳水殉国，称“头皮痒”主动剃发求荣，把持儒家道统的孔府跪舔英王德皇。文人边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边对佃户行使初夜权，反复证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以礼法为核心的儒教不过是一堆垃圾。
中国近代以来的彻底落后引发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中国曾经的科技水平远超欧洲，政教分离、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诸子百家为何未在欧洲产生？为何近代科学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而非中国？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中外社会结构对比之中，这里不再赘述。
近代科学诞生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依赖于极少数天才的偶然发现。具备天分的人是否专注解决特定问题，是概率性发生的事情，只有思考同类问题的人足够多才能取得进展。而要有足够多的人去思考，必须使这种行为可以贴近社会根本追求。14世纪奥斯曼帝国崛起，切断东西方传统贸易路线，迫使欧洲人寻求从海上通往中国的航线，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狭小的地中海容易跨越，广袤的大洋则对导航技术要求很高，天文导航要求准确的星表，于是研究天体运动成为极其重要的工作，同时火炮大量应用促使弹道学快速发展，这就是牛顿研究万有引力的时代背景。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从美洲掠夺大量黄金，对呢绒的需求和购买力大增，促成15世纪英国纺织业大发展，18世纪发明飞梭和珍妮纺织机，对动力设备产生巨大需求。英国城市紧靠矿区，使工匠熟悉抽水机械，促成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广泛应用于纺织机械，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了指导改进各种机器和纺织品以获得更多财富，科学才获得大发展，从个人兴趣变成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很早就以公权力作为社会核心追求，能决定生存的技术发明一度是主要竞争维度，上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功劳就是建屋取火、渔猎婚嫁、耕种养殖、纺织医药等技术发明，汉代三公之一的司空在上古负责土木建筑。启建立血缘继承社会权力的夏朝，导致公权力与解决问题以提高群体生存能力的权力来源脱节，掠夺而非创造社会财富更能满足高收益、低能耗要求，而强大社会创造的稳定秩序使时间压倒风险考虑，于是反向发展持续加剧。秦汉建立大一统社会，空前强大的国家和政府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获得官位而非解决问题成为主流。行政官员为了掠夺财富以获得高收益，遏制其它人群的竞争以实现低风险、低能耗，必然追求垄断社会权力，为此必然压制其它群体，宋明时期夺取军队指挥权和压制工匠都是表现，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西汉末儒家毁灭墨家传承，则是加剧问题的历史偶然因素。
行政官员夺取社会控制权，压制军人和工匠等技术官员，导致有能力做选择的人群普遍走读书科考的行政路线，读不起书的穷人才会走技术路线。科学理论是对现象的总结，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归纳思维，只是集中在国家治理领域，例如管仲将社会治理总结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孙子兵法将战争准备归纳为道天地将法等。行政官员压制技术官员，导致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作普遍脱节，技术人员获得成果后也难以满足高收益、低风险、低能耗要求，于是无法形成足够庞大的研究群体，也无法建立技术进步-理论总结-生产力发展-个人获益-群体扩大的良性循环。此外中国人口众多，使劳动力成本被压到极低，刚诞生的复杂机器难以建立成本优势，也就难以应用推广。
不能自保的文明必然有致命缺陷，不能持续发展的文明必然前途暗淡。官员选拔、组织结构、军队建设、治国思想、科技工程、社会风气数千年反向发展，使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劣化，国家治理能力持续下降，社会生命力和创造力极大削弱，近代的悲惨命运绝非偶然。新中国将以公权力为核心追求发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社会风气随之极大好转，但环境变化和反向发展又产生新问题：
第一，生产力发展使商品种类和生产流程空前增长，这必然淘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求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和普遍的商品交换，也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模式，参与者必然持续争夺市场份额。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以财富为核心追求，于是资金最多的金融行业必然要求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并要求建立管辖范围和权力都极其有限的小政府模式，以争夺和维护核心地位。巨大的社会规模和交通发展导致的巨大流动性，必然导致短期交易大量增加。政府为增强自身力量而建立庞大的国有企业，并对市场经济进行大量管制，导致公权力有大量变现机会，使反向发展大幅加速。这四方面必然导向恶性竞争的混乱秩序，于是社会文化必然向掠夺型转变，欧美文化入侵加速了这一趋势。婚恋要求最能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几十年来我国从以人为主转向以权力财富为主，表明社会核心追求已经从公权力转向集体暴力和财富；考虑到文化的滞后性，反向发展已病入膏肓。
第二，生产力发展使个人摆脱家庭后也可以长期生存，市场经济模式下社会持续反向发展，使婚姻、生育、教育和医疗费用暴涨，只要权力而不承担义务的女权进一步打击了婚姻价值，于是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暴涨，而社会秩序混乱导致高强度加班占用了成人教育子女的时间精力，于是作为中国文化主要传承渠道的家庭教育持续衰亡。教育产业化使师德师风要求被捞钱取代，无力取代家庭进行文化传承。社会高速发展导致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快速改变，传统文化不再适用，形成强烈的代际冲突。这三方面导致中国文化传承断裂，加速了向掠夺型的转变。
第三，中国从天下的核心变成世界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在充满威胁与机遇的世界中维护和改善生存，必须尽一切可能增强自身竞争力。今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再次证明，暴力是短期内国家竞争的核心，掌握绝对暴力优势的美国成为战争赢家，逃避发展暴力的欧洲一败涂地，足以为中国教训。二战前工业国为争夺海外市场和资源产地，必然尽力发展军事力量，并相应形成尚武风气。中国从1973年四三方案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在美国军事力量庇护下获得全球市场和资源产地，于是外贸行业高度依赖美国，其它资本为推动财富取代公权力成为社会核心追求也主动依附美国，从而反对本国军事力量建设、压制文化自信与尚武风气形成、推行民族虚无主义。当前经济全球化快速解体，中国无法继续依赖美国提供的世界市场，只能自己应对多种多样的海外威胁，而军事力量尚不足以承担保卫国家安全的任务，更不要说保护海外盟友、维护发展利益。中国当前有三条路：建成人民幸福的新社会、成为下一个霸权帝国、陷入混乱任人宰割，前两条都要求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现实需求和社会文化相冲突，加剧了社会分裂、危害了国家安全、妨碍了现实收益。
九

我们之所以研究文化，在于它是社会这一混沌黑箱的最终输出，是社会运行的真实结果，是人们在漫长时光中形成的最佳行为方式，是集中反映社会核心特点的生存智慧，可用于判断不同社会结构下大众的真实地位与前途命运，现在就是下结论的时刻。
运动论认为人的追求多种多样，其中三种核心追求能够构建整个社会：用于畜牧渔猎生产和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用于商品交换和吸引服从的财富，维护群体生存从而获得自愿服从的公权力。以暴力为核心追求时，优势方对劣势方施加暴力以占有财富、消灭威胁；以财富为核心追求时，各方努力创造新财富、夺取他人财富，二者都必然导致社会成员相互掠夺。为掠夺他人、保护自己，社会成员必然相互竞争，在符合社会核心追求的方向尽一切可能提高个人能力，否则就会被淘汰。社会行为的主要手段和深层目标是掠夺他人，合作只是为了更好的掠夺，是随时可以抛弃的次要手段，所以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增强相互合作的道德也就无关紧要。以公权力为核心追求时，社会成员通过相互合作共同维护群体生存，不需要也不允许相互掠夺，因此个人能力较弱也不会淘汰致死，而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增强相互合作的道德至关重要。这一差别导致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不同，所以中外很多社会规范截然相反，例如可以说一个美国人人品不行，但不能说他能力不行；可以说一个中国人能力不行，但不能说他人品不行。不理解可以找人试试，但要做好挨揍的准备。
以公权力作为社会核心追求，建立能够抵御外部威胁、维持稳定秩序的强势全能政府，以合作而非掠夺作为社会主要生存手段，以人品而非能力作为个人核心发展方向，这样的社会显然更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需要，使人能像人一样活着。
欧美大航海运动、工业和科技革命以来的巨大成就，使很多人至今仍嫌弃强调集体、团结、人品的中国文化过于保守，不如强调竞争、冒险、自由和能力的欧美文化更有创造力，不是真正的强大。运动论认为，层次性是系统的基本属性，不同层次的系统有不同的运动方式。个人或小型组织缺乏稳定的收益来源，为了规避风险而放弃收益时就会趋向衰亡，因此必然强化竞争和冒险意识，竞争又导致强调个体自由和个人能力；但最强大的组织恰好相反，团结产生的力量远大于竞争。例如欧美军队远比雇佣兵更强调团结、服从和稳健，因为军队的规模和复杂度远超雇佣兵，不团结和服从就无法维持运行，也就无法产生强大的战斗力。拿破仑说过，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各一百人时势均力敌，各三百人时法国兵大都能胜，而一千法国兵总能打败一千五百马木留克兵。这就是团结的力量。而且军队平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战时团结协作以争取有利时机，不像雇佣兵只能自己拼命。商界同样如此，最强调竞争、冒险、自由和能力的一定是初创小微企业，大公司直接垄断市场排斥竞争，更多强调团结和稳健。即便是个人，富翁也一定比流浪汉更保守。所以不是中国文化缺乏竞争和冒险精神，而是强大到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必然如此，弱者才不得不冒险。“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就是这个道理。
创新是持续发展、走向强大的根本动力，但世界是无法精确预测的混沌系统，越是基础性、突破性的创新越无法人为规划，只能广泛尝试以获得概率性成果。由于创新有很高的失败概率，违反根本追求的低风险、低能耗要求，要想实现广泛尝试就必须使其具备高收益，例如欧洲工业和科学革命就起源于开辟东西方贸易航线的大航海运动。创新和科研无法作为核心追求单独构建社会，只能从属于三种社会核心追求，在以财富为核心追求的资本主义社会，科研创新只是追逐财富的工具，出现更好工具时就必然被抛弃。1970年代开始，美国逐步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体脱离实体商品生产，专注于股市、外汇、期货、债券等金融市场，这导致美国实体产业空心化，实体商品生产大量转移到欧洲和东亚。科研的本质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体商品生产转移必然导致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机会转移；现代科研需要大量昂贵的仪器与耗材，资本主体转移到金融市场必然导致科研资金减少，而且金融行业更高的平均工资必然导致科研人员转行；这一切导致中美两国的科研投入对比逐渐逆转，于是中国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快速崛起。只有在以解决问题、提高群体生存能力为追求的公权力主导下，科研才能获得持续投入，使社会持续强大。
从东西方文化发展趋势上，也可以分辨文化与社会前途命运的关联。中国短期和长期反向发展在清末-民国时期叠加，于是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全面落后，是有史以来最弱小的时刻。此时作为绝对优势方的政府力量衰退，革命军、土匪、民团和军阀此起彼伏，各方势力持续混战且更替速度极快，没有人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短期交易占主导地位；统一的社会秩序解体导致竞争手段几乎不受限制，谋财害命的土豪劣绅和流氓帮会大行其道，不同流合污的小地主和农民大量破产。与之相适应，社会文化崇拜武力竞争并追求个人强势形象，普遍趋向耀武扬威、咄咄逼人、大言不惭、贪得无厌、背信弃义、坑蒙拐骗和强取豪夺。历朝历代末年和战乱时代，社会结构与文化都呈现类似特点。1990年代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大下岗后，同样的社会文化再度兴起，经济政治秩序毁灭最严重的东北地区尤其典型。
欧洲封建君主宣称君权神授，17～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转向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称“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类似天命授权和造反有理。19世纪中期欧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改造自然、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暴涨，于是传统宗教持续萎缩，注重实际效果的实用主义兴起。19世纪后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由于能够通过劳动控制自身命运，所以战后美国人自信乐观，类似乐天知命。二战后欧美以公权力为重要核心追求，给予穷人、黑人和女人选举权，推行普选制和福利社会，于是代表民众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变得重要，选贤任能得到广泛认同。战后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就业渠道，办公室职员聚集在治安良好的街区，在同行业公司长期任职，竞争方式远比缺乏秩序的农场主和工人隐蔽且不依赖个人武力，于是诞生了更接近与人为善、内敛倾向、中正平和、恰到好处的白领文化，并蔑称农场主和工人为红脖子。美国视自己为自由世界代表，宣布社会主义阵营是价值观等各个层面的敌人，类似华夷之辩。通过各种国际组织和学界向全世界灌输市场经济、高负债和选票制的发展模式，以此维护世界霸权，类似三纲五常。
由此可见，中国最弱小时社会文化向欧美接近，欧美最强大时社会文化向中国接近，这正是强者与弱者文化的衔接过程。文化是人们在漫长时光中形成的最佳行为方式，中外文化与国力的关系足以证明中国文化才是强者的标志，孕育中国文化的中国社会结构才是大众前途命运的最佳保证。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绝非完美无缺，其致命缺陷也绝不可能隐瞒，要证明自身仍然是最强者的唯一方向，就必须解决各种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缺陷在于大一统结构绝不可能遏制公权力的反向发展，于是社会持续转向以集体暴力和财富为核心追求，为人民服务逐渐被升官发财取代，日益趋向礼崩乐坏、率兽食人的残酷局面，社会文化也随之转向暴虐谄媚、张狂奸诈并存的掠夺型态。文化领域的问题，只有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源自大一统结构，只有在明确其结构优劣的基础上建立全面超越的新结构，才可能解决数千年痼疾，我将在后续《论本朝演变》和《论社会结构》中做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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